客观的说，有的公务员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公务员工资水平较低，有的在乡镇工作了三四十年，工资才两千多块;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资也就3000多点。这跟他们的付出极不匹配。常言道：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基层公务员工作量很大，因此，工资增长向基层公务员倾斜，让他们能够更好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责，这符合劳酬相符的原则。

但是在公务员工资增长的同时，还要顾及整体的公平。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兼顾——

其一，尽管我国“官民比”居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下，也就是说，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负担没有发达国家重。但若从财政供养人数与GDP比例的维度考量，中国39人/百万美元GDP，远比美国2.31人/百万美元GDP，法国3.46人/百万美元GDP，英国1.59人/百万美元GDP，日本1.39人/百万美元GDP低得多。这说明我们财政供养人员的效率，实在是一个不值得自豪的数据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任何国家，都不能不考虑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。

其二，国务院《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》已经出台，规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。这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，对于建立多层次、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，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生活水平、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。然而相对应的“企业年金”，至今恐怕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。原因就在于它只是一个自愿选择的政策，政策发布单位—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——也比国务院位阶要低，且不具有“职业年金”强制的刚性。如此下去，至少在职业年金上，还会拉大两者的差距，不利分配的公平。

再者，在服务性、廉洁性上，在滥发钱物等灰色收入上，还是这个群体的弱项。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换言之，腐败前“腐”后继，作风依然如旧，涨薪难免会引来社会的非议。

国家对“国有单位”都有了应有的照应，那么对私有单位国家会有怎么样的政策呢？这是有待我们思考的。